三岁的奥斯卡无意中发现母亲和表舅布朗斯基偷情，又目睹纳粹势力的猖獗，便决定不再长个儿，宁愿成为侏儒。从此在他的视角里，社会和周围的人都是怪异和疯狂的。他整天敲打一只铁皮鼓，以发泄对畸形的社会和人世间的愤慨。父亲或老师惹了他，他会大声尖叫，震得窗玻璃和老师的镜片稀里哗啦地变成碎片;他还以此来“扰乱”社会秩序，给纳粹分子集会造成麻烦。尽管他个子不高，但智力超常，聪明过人。面对他的洞察力，母亲羞愧忧郁去世，父亲成了纳粹军官，表舅在战乱中毙命。邻居女孩玛丽亚来照顾他，两人发生了性爱，怀孕后她却嫁给了父亲，生下了库尔特。奥斯卡随侏儒杂技团赴前线慰问德军，三年后回到家中，苏军攻占了柏林，父亲吞下纳粹党徽身亡。埋葬父亲时奥斯卡丢掉了铁皮鼓，同时亲生儿子库尔特用石子击中了他的后脑勺，使他倒在坟坑中，流血不止;不过他就此开始长个儿，尖叫使玻璃破碎的特异功能也随此消失……

这是整本书的故事情节，离奇而透着古怪。扭曲的人性在其中很明显的表现了出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穿插讲述了但泽的多灾多难的历史。俄、奥、普第三次瓜分波兰时，这个海港城市划归普鲁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但泽成为自由市，由国际联盟代管。希特勒以但泽走廊问题为借口，入侵波兰，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战后但泽划归波兰。

这是作家对希特勒统治的强烈不满，也是对当时德国的现状的感慨与悲痛。

此书分为三个章节，其中第一章可以看出故事发生地点是但泽，时间从一八九九年到一九三九年，主要以一九三三年纳粹党魁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后纳粹势力在但泽抬头为背景。

在第二章中，故事发生地点仍是但泽，时间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六年，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军事行动，纳粹党的安乐死计划(把精神病患者、痴呆儿童等病人作为“不值得活的生命”予以消灭)，集中营煤气室屠杀犹太人，一九四四年军官暗杀希特勒的“七。二”事件，反抗运动，以及战后划归他国的原德国领土上的德国人被驱逐。

而在第三章中，故事地点位于杜塞尔多夫，背景是战后美、英、法占领区即西德的物资匮乏时期，老百姓的黑市交易，帝国马克贬值和以美军香烟为商品交换计值单位，西德货币改革，通过基本法和联邦德国成立后的经济复苏，时间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四年。这些是小说发表时三十岁以上的德国人都亲身经历过的、想忘也忘不了的往事，而作者偏要勾起人们对这些往事、尤其是个人在这段既往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回忆。而以但泽为故事发生地本身，就涉及到当时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铁皮鼓用几个关键词来分析就是疯狂，绝望，无奈以及残酷。现实的情形反映到了作品之中，这是作家的反思，也是人民的反思，更是对当权者的讽刺，这是一本很有现实意义的小说。

小铁皮读后感篇2

首先声明电影中意象的内涵是多重的，其意义指向也是外延式的，它所讨论的层面是多元、丰富的，涉及了包括种族、性爱、爱情、人性的弱点在内的诸多话题。我仅就战争对个人的影响这一个话题来谈谈自己对《童年的铁皮鼓》的理解。

我认为《童年的铁皮鼓》的主题在于着力表现战争对个体的异化和个体对这种异化的抗争。

异化首先是从个人意愿服从于集体意志开始的。这种服从是强制性的，它从队伍逐渐蔓延到家庭当中，让每一个公民都成为一个战士，只听从上级领导的命令，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进行选择，从而形成一种社会战备总动员。电影中奥斯卡的爸爸强迫他妈妈阿格妮斯吃鳗鱼的情节旨在表现家庭关系中的强制性，而他的叔叔扬被强迫参战则是强制性在社会关系中的表现。阿格妮斯和扬这两个相互爱恋却无法在一起人的悲剧结局又向我们表明，战争的残酷会压抑人对美好和自由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泯灭人性中最纯真的一面，让人陷入一股痛苦的精神折磨中，甚至能够毁灭人的一生。

而当个人意志完全服从与集体意志之后，个人的判断能力便随之丧失，人将自觉地按照一种上下级关系来建立起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战争本身是需要热情和斗志的，但是当社会中的每一成员都充满着极度的热情去对待战争时，这场战争将变得极为可怕。最令人担忧的不仅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而是对战争本身的崇拜：一旦所有人的双眼被蒙蔽，他们就看不到战争罪恶的一面，无法分清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差别，更不会承认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侵略行为。就像二战时期日本侵略者打着解放东三省、拯救全亚洲的借口一样，把侵略视为正当行为，借口也就正大光明地被当作口号，即便在战后多年也不能深刻地反省错误的严重性，导致现在右翼势力抬头。战争非正义的性质被掩盖，取而代之的却是其合理存在的因素，战争本身甚至会演变成为一种人的精神寄托和对未来的希望。而一旦战败，这种狂热的信仰便瞬间瓦解，人们将再一次陷入无助的绝望感和深深的幻灭感中，奥斯卡父亲的死亡结局便象征了狂热分子精神世界支柱的崩溃，也宣示了战争所引发的双重悲剧。

个体的差异性被完全消除，社会将逐步走向一致性，最终达到高度的同一，公民作为个体的身份也就丧失，成千上万的个人便完全沦为了国家的机器，而且还是成分不同等级的复制品——这就是异化的结果。不过异化也并不是每个人的宿命，也不是所有人都逃不出异化的魔掌，至少在电影中有三类人似乎摆脱了外在环境的束缚：一类是以奥斯卡祖母为代表的旁观者，她将自己完全抽离于尘世纷争当中，宛若时间的化身，作为第三只眼静静地看着一切缘起缘落；第二类以马戏团的侏儒演员们为代表的空想主义者，表面上他们为队伍提供服务置身于战争之中，但实际上却有着自己的独立主张，发挥其自身优势得以生存，甚至得到队伍的尊敬，对世界也充满了关爱和悲悯之情。然而当活生生的暴力冲击到其周围或自身时，他们既无力阻止（沙滩上圣母在他们面前被杀害）也无法抗拒命运（罗丝维塔的意外死亡），悲剧在他们身上依旧上演；第三类则是以奥斯卡为代表的斗士，由于跌倒而导致无法生长，他首先便作为一个异质而存在，每当他面对外部的施压时他便敲击自己的铁皮鼓并且大声尖叫以示反抗，当他发现自己拥有一副可以击碎玻璃的特殊嗓音时，他又不断利用自己的本领尝试去改变在他看来极不合理的世界。在我看来，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摸过于奥斯卡利用自己的鼓声搅乱了欢迎仪式上长官走在红地毯的配乐的情节，乐队停止演奏严肃的进行曲而改奏起优美的舞曲，最后现场除奥斯卡父亲之外的所有人都随着旋律翩翩起舞，这无疑是奥斯卡拿起自己的武器奋力一搏、向这个荒谬的世界进行的最有力的回击。也就是说，个体是有能力拒绝被异化的，奥斯卡最后坐上火车离开旧地预示了抗争的胜利和新的开始。

战争本身持续的时间相对短暂，然而它所带来的影响却是长久而深刻的。尽管在客观上战争对科学技术、社会变革、历史发展等宏观世界能够产生一些催化作用，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它对个人的生活状态、性格的健全发展、人格的完整性等个体层面的巨大伤害是不可否认的。作为人类的一大共同灾难，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地抹杀掉战争给人造成的难以愈合的心灵伤害。表现德国新纳粹主义的电影《浪潮》与《童年的铁皮鼓》交相辉映，前者向我们表明个人很容易受到集体力量感染，因而社会随时都潜在着利用大众的反动势力的可能，后者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每个人都需要携带一架铁皮鼓，在面对扭曲自身的外部压力时，随时奏响反抗的鼓声。

小铁皮读后感篇3

小说的初稿、第二稿和第三稿都被我扔进了我在下文中即将提到的工作室里的火炉之中。那时我的行为相当古怪，我不愿意用稿本的异文来满足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获取参考资料的欲望。

我信笔写来：“供词：本人系疗养与护理院的居住者……”随着小说首句的出现，障碍清除了，千言万语喷涌而出，记忆与幻想展翅高飞，形式游戏与细节描述获得了自由的空间，一章又一章的资料浑然天成。当礁石阻碍着叙述之河的流动时，我就一跃而过。关于本地市场的故事涌入我的脑海，罐头蹦蹦跳跳，释放出特有的气味。我构想出一个枝繁叶茂的家族，我与奥斯卡及其亲友们争论不休，我思考着如何描述有轨电车及其行车线路，如何安排同时发生的事件，如何摆脱时间顺序的荒谬束缚，让奥斯卡以第一人称还是以第三人称的形式来叙述，是否满足他交媾生子的要求，如何赋予他现实的过错与幻想的罪孽。

我试图为奥斯夫这个孤僻的怪人配备一个邪恶的小妹妹，然而我的企图在他的抗议下破产了。这个受到阻碍的小妹妹坚持她的文学生存权，她之后作为图拉·波克里夫卡出此刻我的其它作品中。

此刻我要回答一个大家经常提起的、颇受欢迎的问题：我不为读者写作，因为我根本不明白有什么读者。首先我为自己写作，其次我为安娜写作，再次之我为偶然光临寒舍并且倾听拙作章节的朋友和熟人写作。我用我的想象力召唤来了一群读者，我为这群想象中的读者写作。生者与死者环绕着我的打字机，其中有忽视细节的友人格尔德马赫，戴着厚镜片眼镜的文学导师阿尔弗雷德·德布林(注：阿·德布林(1878—1957)，德国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1929)、《王龙三跳》(1915)和《华伦斯坦》(1920)等。)，谙熟文学而相信真善美的我的岳母，风尘仆仆、亡命天涯的拉伯雷，我昔日的德文教师(我认为他的怪脾气比当今教育体制的干果供应更有效)，还有我已逝去的母亲，我用各种文件来对付她的异议与修正，然而她只是有保留地相信我。

当我回首往事时，我还记得我与这群品头论足的读者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如果有人将我们的交谈记录下来并且编成小说《铁皮鼓》的附录，那么成品的'篇幅将足足增加两百页。

也许意大利大道一百十一号的火炉吞噬了这篇附录，也许我们的交谈纯属虚构，因为我对写作过程的回忆是十分模糊的，而对我的工作室的回忆则历历在目。那是一间潮湿的、底层的陋室。从我开始写作《铁皮鼓》时起，这间陋室也就成为我从事时断时续的雕塑创作的艺术家工作室。与此同时这间工作室又是楼上我们狭小的两居室住宅的供暖锅炉房。我既是作家，又是司炉。每当我才思枯竭时，我就走出工作室，从临街的棚屋里提两桶焦炭回来，我的工作室散发出地窖菌的味道，并且弥漫着煤气，使人备感亲切。淌着水珠的墙壁使我的想象如大河奔流，一泻千里。房间的湿气也许有助于奥斯卡·马策拉特的幽默感。

因为安娜是瑞士公民，所以我每年夏天都在瑞士的提契诺州待上几个星期，并且在户外写作。我坐在爬满葡萄叶的凉亭中的一张石桌旁，眺望着熠熠发光的南国风景，热汗涔涔地描述结了冰的波罗的海。

小铁皮读后感篇4

为什么欧洲作为最有文化教养的民族之一，极富组织性、纪律性、创造性的德意志民族却俯首帖耳地为纳粹服务，几乎呈现出全民纳粹，人人在党的局面，在战争中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虐杀了几百万人?而更为可怕的是有的德国人这样做不仅是出于自愿，而且还认为这样做是献身于自己遵循的神圣信仰。

一直有这样的思考，但是对于这种”文化”，我始终不能释怀。

在这部书-----《铁皮鼓》中，我找到了答案。

作者君特·格拉斯是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文学家，与海因里希·伯尔并列为战后联邦德国文坛的盟主，并在1999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铁皮鼓》1958年未及出版就赢得了当年”47社”的文学奖，1959年发表之后，更是很快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

那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小说的故事情节精华：

我在疗养与护理院(疯人院)里写下我的故事，从自己出世以前很远的时候写起。1899年，外祖母还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波兰姑娘，她独自在马铃薯地里干活，一名逃犯向她求救，骗过了追捕的警察，我的妈妈阿格内斯就是这名罪犯使我外祖母安娜受孕的结果。阿格内斯年轻时是个丰满的能干的姑娘，并以热烈的感情爱上其表兄杨布朗斯基，由于近亲不能结婚，她嫁给了莱茵兰人马策拉特。杨·布朗斯基和我母亲仍是藕断丝连，暗地里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情侣。3岁生日时我得到了妈妈送我的铁皮鼓并与鼓形影不离。也就在此时，我决定连一指宽高度都不再长，保持3岁孩子的状态，但是我相当的聪明，会敲鼓，并有一副超人的嗓音，能震碎所有的玻璃制品，并以此发泄对别人的敌意和愤怒。阿格内斯对丈夫从来就不曾有过爱，深爱着表兄，但对自己的行为又深感内疚。后来患了肥胖症后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自暴自弃，最后终因食鱼中毒，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间。我总是孤单单，有时便到三楼去找待我很好的特鲁钦斯基大娘。马策拉特请玛丽亚(大娘的女儿之一)管杂货店和照看我。她把我当孩子看待，对我毫无戒心，并无意暴露她的身体隐私在我面前。我虽不愿进入成年人的社会，但我的本能又驱使我要求过正常人(包括性)的生活。当我同她睡觉时，有偶尔把我搂在怀里，亲吻我的脸，我常在玛丽亚的怀里想入非非。一个夜晚，我竟然不知不觉中与玛丽亚发生了关系，生下了男孩库尔特。就在玛丽亚怀孕两个星期后，我撞见了玛丽亚躺在马策拉特的下面……我父亲娶了我未来的妻子，之后，我把我的儿子库尔特叫做他的儿子库尔特，把我所爱的、散发香草味的玛丽亚认作继母……

在这部作品中格拉斯从道德层面对刚刚结束的战争进行反思。正如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尼日利亚作家沃勒·索因卡所言：”君特·格拉斯的毕生作品是本世纪末文学世界里的道德小说。”

格拉斯没有将重点放在战争本身上，而是放在了对德国社会中普通人的分析上。格拉斯通过自己的作品指出，纳粹德国的兴起，绝不是突然出现的偶然事件，它是与德国社会中的每个人的道德水平和劣根性分不开。

首先，普通德国人的浑浑噩噩是纳粹德国兴起的原因之一。《铁皮鼓》中除主人公奥斯卡之外，几乎所有人都缺乏思考的热情，他们对于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像动物一样被动地适应外界的政治环境的变化，不肯动脑思考变化的原因。所以他们缺乏自己独立的判断和明确的信仰，也就无法自己判断自己的行动，最终只能随波逐流。他们或是融入纳粹狂潮中成为支持者，或是冷漠的纳粹暴行的看客。

小铁皮读后感篇5

上学期期末，经学校研究决定，让我担任新一届七年级班主任，得知这个消息后，我是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自己终于有机会在自己的教育道路上又前进一步，挑战班主任这项工作，忐忑的是自己毕竟工作时间不长，教学经验还很不足，不知自己能否胜任这项工作。于是，我充分利用暑假时间阅读了很多关于班主任工作的书籍和文章，其中《冬去春又来》让我眼前一亮，虽然还没有读完，却给我很大启发。

?冬去春又来》以随笔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铁皮鼓担任班主任工作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班级一学期的历史，也是一个班主任的日常工作随录。

在所有的描写中，铁皮鼓没有任何的豪言壮语，但我却至始至终被他的真性情感动着。在他的日记中，我看到的并不是成功的案例，也不是可以效仿的完美示范，而是一些日常教育中很琐碎的片段。他给我们的，只是一种真实的呈现，情境、事件、问题，以及教育者本人面对这一切时的焦灼、苦闷、彷徨，以及在这些困境中的苦苦探索与对答案的寻求过程。其中不乏无奈与困惑的情绪流淌。然而也正是这些情绪的流露，才更让我们看到了教育的真实。铁皮鼓对种种问题的忧虑和探索，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有教育理想的教育者对教育所怀有的可贵的担当情怀！他一次次与学生的对话，包括面谈和书信的交流等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他为了追求教育理想所做出的艰苦探索与不懈努力。我想只有对学生有爱，才会全身心的付出，虽然铁皮鼓从来没有把爱挂在嘴边，但他已用行动作了最好的诠释！他始终没有盲目地去走别人的路，他有自己的想法，是一个反思型的教师。很喜欢他这样一段话“在我看来，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活泼的生命，有着千姿百态绝不重复的个性。而教育本身是一种对话，是一种生命与许多种生命之间相互生生不已的一种交流沟通。这种交流沟通本身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交流不是取消生命的个性，让所有生命整齐划一，而是在碰撞中相互理解相互妥协，形成一定的共识，然后在此基础上彼此丰富。”

教育是一门艺术，教师要尊重事实，勇敢地面对教育本身，竭尽诚意与能力无限地靠近真实，把先进的理念与现实的教育相结合。

小铁皮读后感篇6

铁皮鼓一直贯穿整个故事，主人公奥斯卡从三岁就开始背着它。

铁皮鼓陪同奥斯卡见证了无数的历史瞬间。

铁皮鼓见证了奥斯卡三岁从十九级地窖摔下来的时刻。

从那一刻起，奥斯卡今后十几年的人生里没有再长高一厘米，维持在九十四厘米。

铁皮鼓随着奥斯卡一起经历了波兰邮局保卫战，德国入侵波兰、苏军炮轰但泽等等历史事件。

奥斯卡不停的敲鼓，他用鼓声敲出了她可怜妈妈的死亡故事，用鼓声敲出了他所经历的荒诞又魔幻的一生。

故事里，奥斯卡颠沛流离，他经历战争、去前线表演、做石匠、当艺术院校模特、在爵士乐队演奏，通过这些事情，奥斯卡充分参与了一系列历史事件。

于是，随着奥斯卡的转变，当时的社会环境也一点点展现在眼前。

这本书有着深刻的政治隐喻，通过奥斯卡经历的荒诞表现出来。

要理解这本小说，一定要对相关的历史事件有充分的了解。

我对这些历史的了解并不深刻，于是并没有产生亲历过这些事件人们看本书时产生的共鸣。

但是这并不影响我继续读这本书，故事的脉络还是很清晰。

随着奥斯卡的视角，故事虚实结合，有真实的历史事件，也有奥斯卡唱碎玻璃的荒诞。

奥斯卡身边的人接连死去，他的生父布朗斯基参与波兰保卫战被处死，他的名义上的父亲马采拉特身为纳粹被反攻的苏军击毙。

他跟随“继母”玛利亚来到新城市，经历经济低迷时期、物资匮乏时期。

奥斯卡一直在两个极端摇摆，一方面他是撒旦化身，用鼓声送走了人们的生命亵渎神灵；另一方面他是耶稣的化身，用鼓声展示了他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

鼓一直伴随着他，敲响在每一个历史节点，故事的节奏就是鼓声的节奏。

通过读这本书，似乎也听到借由鼓声发出的历史的咆哮与低沉。

这是本多视角多层次展现历史的不可多得的好书，可惜我也没有完全读懂，读完后只留下一声赞叹。

小铁皮读后感篇7

与那些具有社会职责感的作家相比，我肯定处于劣势。这类作家在社会义务的旗帜下敲着打字机，他们毫不关注自我，而是以社会全局为出发点来履行他们的职责。根本没有什么高尚的企图促使我为战后德国文学奉献一件璀璨的珍品。我不想，也不能满足那时文学界提出的“澄清德国历史”的合理要求，因为我的努力无法给人带来慰藉，无法使人释怀。我试图丈量我自己的失去的乡土，并且首先一层一层地铲平所谓的中产阶级（即无产者与小市民的泥砾）的垃圾堆。《铁皮鼓》的作者也许成功地发掘了某些新的认识，揭穿了某些人的伪装，用冷笑实实在在地打破了国家社会主义的魔力，瓦解了人们对它的虚假的敬畏感，并且重新赋予了迄今为止被缚的语言以行动自由。但是他原本不想，也不能够澄清历史。

鄙人满足于艺术创造的快乐，欣赏变幻的形式，喜欢在纸上描绘反现实。简言之，艺术尝试的器官早已存在，它期盼着克服阻力，吞食庞大的素材。然而素材也早已存在，它等待着基础代谢。出于对大规模的素材的恐惧，加之本人自由散漫，心不在焉，所以我未作大的努力。

私生活的诱因再次解放了我的创造力。一九五四年春，就在我母亲去世后不久，我与安娜·玛佳蕾塔·施瓦茨结为伉俪。婚后的我专心致志，恪守市民的劳动道德与奉献精神，并且下决心要向突然闯进我的陋室的姻亲们证明我的才能。我的姻亲都是循规蹈矩的瑞士公民，他们像清教徒一样质朴，宽容大度，用艺术鉴赏家的眼光注视着活蹦乱跳的我在过于庞大的器械上作体操表演。

这是一种可笑的冒险行为，因为安娜刚挣脱大资产阶级的保护，转而寻求不安定的生活，并且留意翼翼地在战后柏林的艺术家圈子中初试身手。那时她肯定没有作一个所谓的大作家妻子的野心。

尽管小市出身的飞黄腾达者的兴趣经常与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豪门闺秀追求妇女解放的愿望发生搞笑的碰撞，与安娜的结合还是使我坚定不移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奋进。虽然创作《铁皮鼓》的文学契机发生在我们相识之前，但是我们的婚姻为我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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